山西新绛汾河。河东有神曲，荡荡古汾河。
《诗经》的诞生
水鸟儿鸣叫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一位老人摇着木铎（木制铃铛）穿过晨曦中的村庄，然后沿着弯曲的河流踽踽而行。清晨的水面有些微凉，早起的姑娘们划着船儿在河中穿行，她们一边哼着小曲，一边采摘荇菜……这是我对两千多年前西周采诗官采集歌谣时的想象。
公元前823年，周王朝发生了一场北伐战争。太师尹吉甫率大军在泾河上游（今甘肃平凉附近）击溃玁狁的入侵，周军获胜，周天子姬静（即周宣王）为此重奖了尹吉甫。外患虽暂时缓解，然而面对周王朝日益没落之势，姬静忧心忡忡。他询问太师有何良策。
尹吉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拯救周王朝的办法，就是恢复宗庙，重整先祖的礼乐制度。通过礼乐复兴，既可恢复周王朝秩序，也可教化民众而和谐天下。姬静采纳了太师的提议，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中兴计划。
首先恢复了在“国人暴动”中毁掉的宗庙，然后命尹吉甫全面负责“乐”的整理。同时规定：男子年60、女子年50，家里无子女者，由国家收养，但他们需完成一个任务，即往民间求诗。
此举使尹吉甫陆续收到了来自各地的诗稿：有诸侯国君仰慕周天子而写的颂歌，有祭祀用的祷辞，有采诗者收集的民间歌谣等等。尹吉甫让乐师为之谱曲配乐，然后在全国推广传唱。一时间礼乐和合，没落的西周王朝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祥和气象，史称宣王中兴。
孔子出生的时间比尹吉甫晚三百多年。时已春秋，那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的时代。国家站在十字路口，人们可以到处发表演说，阐述自己的主张。面对乱世，孔子心焦如焚，一直奔波于各诸侯国之间，他孤独地和整个时代抗争。面对西周王朝遗留下来的三千多首诗篇，孔子独具慧眼，他看到了礼乐制度对于国家统治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发出“吾从周”的感叹。
从卫国回到鲁国后，孔子对西周《诗》进行了编辑筛选，最后辑诗三百余首，分成《风》《雅》《颂》三个部分。后来，《诗》被奉为儒家五经之一（一说六经），成为封建制度礼乐教化的蓝本，流传了两千多年，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礼乐之邦”的身份。
汉代学者高诱这样解释：“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乐的和顺人情、协调民心的功用，与礼的节制欲望、规范行为的手段共同作用，和谐社会便具有了实现的可能。这应该是《诗经》诞生之初时的原动力——为国家服务,教化民众。虽然，后来《诗经》超越了它的时代，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史。
两千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这个被称为“礼仪之邦”的国家正在进行剧烈的现代化转型，城市化、全球化轰轰烈烈。在这个焦虑的时代，古老的《诗经》除了文学意义还有礼乐教化意义么？诞生过《诗经》的中原大地又有何变化?这个夏天，我在湖北、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等地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