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拍完一张照片,我都会忍不住查看一下,我很讨厌自己这样。不过,当时和现在最大的区别,或许在于我按下快门之前的状态。1989年,我会径直走到拍摄对象跟前,一句话也不说只管照相。或许那是因为我不想破坏场景——也或者是因为我几乎不会说中文。我或许曾试着露出温暖的笑容,然而很可能结果看起来更糟糕。
2015 年,广西阳朔。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给这座小城带来了堪与霓虹闪烁的香港媲美的夜景。
这幅照片的拍摄借助了三脚架,其独特的曝光处理方式既能使路人得到清晰体现,又避免了僧人和背景过曝。
其实那个时候,我有时并不清楚自己拍摄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拍完后再请人说明。那时的中国和摄影对我而言都充满新鲜感,令我着迷不已,我也并不会因为无法了解详细的故事背景而感到烦恼。这样的局限性同时也赋予了我更多自由。灰色、绿色和蓝色与我那绿军帽黑自行车的单色调诗意形成呼应。第一次中国之行中,我很少在那些耳熟能详的自然或文化地标拍摄,而是对旅途中闲逛偶得的题材更感兴趣——独轮车里的男人,公共汽车站台,在公厕里吸烟的人。
一位侗族女性的手由于长年在染料坊工作而被染成蓝色
随着中国人收起军帽,开始骑上五颜六色的自行车,我的照片也变得色彩丰富起来。我仍然乐于在好奇心的指引下进行拍摄,但会注重创作的统一性,我希望看到作品间的协调与互补。同时,我也希望自己的拍摄对象能舒服自在,并展现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向我讲述他们的故事,因为现在我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在中国拍摄了这么多年后,我仍需要更多时间来探索,渴望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