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由于一次旅途中的偶遇,我大概还不会发现这里,不会发现它的皇室渊源。8年前,我正坐在印度一趟火车的隔间里,一位穿着飘逸长袍的迷人女士来和我打招呼,她的第三个儿子误把我当成了探索频道的一位主持人。她的先生一身军人气概,说他们是从马来西亚到印度探望大儿子的,那孩子正在印度军队里当兵。我刚要告诉他们我也住在马来西亚,一旁的保镖就过来要我称呼他们“殿下”。没过多久,我收到一份邀请,请我前去探望柔佛当时的王妃和王子拉惹·查丽·苏菲雅和东姑·易卜拉辛·伊斯梅尔。(2010年,王子继承了苏丹的称号。)很快我就接受了邀请,在柔佛的彩虹沙宫殿与从牛津学成归来的王妃共进午餐,品尝侍者奉上的榴莲咖喱。“人们以为我们一顿饭就要吃掉一整只羊。”王子开玩笑说,不过他还是私下带我参观了一个马厩和一系列特别的豪华汽车和豪华车,还有私人飞机和游艇,以及你闻所未闻的世界上最富有的皇室成员的玩具。我连续两年受到邀请,甚至有难得的机会参加东姑·易卜拉辛的年度出游——在马来语中kenbara可以指任何形式的出游,或近或远,精神之旅或义务之旅。每年夏天,在含仪式在内的4天时间里,这位现代君王会骑着摩托车巡游这片潮湿的疆土。一支一英里长的哈雷车队紧随其后,轰隆隆地驶过象道,像一群地狱天使一般降临到一座座乡村。当然,近些年苏丹又改乘私人巴士进行年度巡游了。现在我正试图展开一场自己的旅程——在租来的四轮车里——去发现一个不带官方色彩的柔佛。和大多数旅行者一样,我是从首府新山进入柔佛的。每天有20万柔佛人因为工作往返于更为富裕的新加坡。当地人把新山简称为“j.b.”,很长时间以来它总是显得相形见绌。而我正是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柔佛。一个闷热的6月夜晚,穿行在拥挤的街市间,我遇到了一位抛弃国土、跨国寻找手工制作的本地特色食物的美食家。tonyboey是个性情温和的中年博客写手,把自己叫作“johorkaki”。一见面,他就迫不及待地带我走过一片叫作梅尔德伦步行区的地区,前往一条条摊贩林立的陋巷。从新加坡政府机构退休后,他自2012年起就做起了美食导游。我的导游带着难掩的喜悦之情在食摊间蹦来跳去,他坚持让我品尝一种用鸡蛋、黑酱油和木薯粉制成的潮州蚝饼、凤尾鱼汤面和用香蕉叶烤制并加入桑巴酱的超级新鲜的黄貂鱼。“你能越过那儿吗?”即便在他跳开别的障碍的时候,boey也不忘问我。“吃过这儿最不能错过的美食之前你不能算来过柔佛!”他给我端来一盘堆成金字塔形状的biryanigam——一种盖着一层薄蛋饼的羊肉饭,然后是johorlaksa——酸角炖鱼风味意面。“据说这道菜是伟大的苏丹阿布巴卡自己发明的,他总是能把欧洲最好的东西带回来。”他解释说。帝王的大餐到这儿就变得便宜了。
与当地口味混杂的食物一样,j.b.的市区就像一个大熔炉,容纳着各色人等——即便按照多民族的马来西亚标准而言也相当丰富。佛教、锡克教和印度教的庙宇散布在一条主路两侧。在一座破旧的、漆成蜡笔色的老城里,做馒头的中国人、留着大胡子的印度理发师和波西米亚的马来人和平共处。当地人或许会将自己归为布吉人、爪哇人、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客家人、泰米尔人、喀拉拉人和也门人;或是将自己归为苏菲派、道家、佛家、儒家、万物有灵论者、基督徒或印度教徒。
这座城市建于1855年,野心勃勃的亲英派阿布巴卡在1886年成为苏丹后,把它迅速建成为一个用来炫耀的地方。于是在俯瞰着柔佛海峡的悬崖之上,一座座更具维多利亚而非亚洲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在泛着光芒的苏丹巴卡尔清真寺的宣礼塔上,不但可以观看日落的美景(这些塔是仿照维多利亚时期的钟楼修建的),还能瞥见塔楼下偌大的空场上孤独的朝拜者。不过我发现柔佛的正殿——一片优美的殖民风格建筑群正关门修整,修整后会重新开放。
“加冕仪式上的一切都必须完美无缺。”馆长对我说。他的话让我想起经过数年的筹备,苏丹易卜拉辛的官方加冕仪无疑成了亚洲最隆重的仪式之一。他为我推荐了另一处鲜为人知的地方,让我了解柔佛的过去。我在七拐八绕的道路上走丢了,好不容易才到达皇家墓园,它隐藏在j.b.一座绿林覆盖的山丘后面。去世不久的统治者都在大理石陵墓中安息,但王朝的创建者们那些刻有阿拉伯文的墓碑却更具威严也更美丽。
为探寻历史,我驱车一个半小时前往东北部的旧柔佛。在一座植被茂盛的山上,我抵达了一座a字形外观的博物馆,从那里可以看到宽阔的、闪着粼粼波光的柔佛河全景。这座堡垒建于1540年,在1587年被葡萄牙人摧毁之前一直屹立在这里。如今堡垒只剩下一片青苔覆盖的广场,犹如被遗弃的巨型乐高玩具。
它吊起了我的胃口,促使我驱车前往柔佛东海岸的其他地方。沿途一片郁郁葱葱,不过却给人一种观赏热带视错画的感觉:一排排无穷无尽的低矮绿叶植物间穿插着生产棕榈油的种植场,营造出一种既蛮荒又有序的无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