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超
“看不见的天花板”
邓超不喜欢给表演安上“挑战”的说法，那样的理解过于单一，“也有点不负责任”。在他看来，表演的性质更接近手术，精细，微妙，力求准确。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表演又如白纸染画，上一层颜色，等它渐干，静静想个仔细，再上另一层。从无到有，从漫无边际到立体具象，这个过程，绝不轻松。
这一次扮演 “陈末”，邓超最大的好奇和兴趣在于他几乎完全要用声音来表演。导演张一白从最开始就在心里认定他是陈末，看他以往的作品，张一白觉得邓超“骨子里是个深情的人”，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有一种情到深处的孤独”。这是他对一个成熟的男人的理解，他那种表面上嘻嘻哈哈的掩饰比溢于言表的表达更为真挚和坦诚，“这种掩饰反而让他更完整”。
张一白说邓超的表演“有毛边”，一种由生活中看得见以及看不见的细节慢慢交织成型、又可以慢慢延伸开去的真实感。“他不会只是坐在那里空想。这幕戏之前应该吃碗饭，还是来碗面？是不是该改变点什么？”有一场表现陈末在上班时间睡觉的戏，邓超提议，要表现“时间很长”和“上班”两个关键点，不如在脸上烙上键盘印，从开拍前好几个小时起，他就拿着键盘往脸上摁。他还去找了真正的电台主持人罗斌，丢给他一堆问题：直播时最刺激的是什么？最突发的是什么？最讨厌的是什么？会不会电台里真的有人在恋爱？
邓超需要角色身边一切细微的东西都带着某种真实的暗示，哪怕是一件不起眼的衣服，也应该和身体、和经历之间有一种默契。之前演《烈日灼心》里的辛小丰时，邓超觉得首先要穿上他的衣服，才能一步步走近那个逃亡了7年的杀人犯。他去地摊上买几块钱的劣质内裤，自己的那些质地太过精良，不符合辛小丰颠沛流离的生活。那件染血的t恤是他自己的服，泛点灰，肥肥大大的，没商标，过去的四五年里他常穿着它睡觉——之前试了几百件都不满意，他嫌旧得不够妥帖。
和邓超合作过的导演，都觉得他“轴”。张一白很欣赏他这一点，“坚持总比随随便便的妥协好”。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导演陈可辛在合作前就觉得邓超有股“死磕的劲儿”，按照他以往的经验，即使是那些从小习惯说英语的香港演员，在出演英语电影的时候都会状况频繁，往往是表情和台词顾此失彼，互不相干，何况是几乎没有英语基础的邓超。但孟晓骏留学美国多年，即使不要求做到母语的感觉，至少要达到极其流利。
有一场重头戏是三个主角与美方用英语辩论，第一次在北京试拍不成功，“往往顾着英语就没戏了，顾着戏英语就错了。”因为种种原因，停了近一个多月才在美国重拍。开拍前邓超神秘地和陈可辛说，导演一会儿开机你看，陈可辛还有点忐忑，这么点时间，能有怎样的变化？“他有了很大很大很大的进步。但台词完全不能改，他是完全顺着头尾死记硬背下来的。”中间邓超在《四大名捕》的剧组里，陈可辛的助理去探班，看到他吊完威亚古装都来不及换，就坐在角落里把头埋进英文台词本里。
邓超自己做导演的时候，对细节就更为纠结，“艺术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无中生有。”他对声效尤为敏感，拍《分手大师》的时候，有镜头要穿过好几条街，他一定要保证那些路段上每一台空调、每一辆车的发动机都停掉。杨幂那个角色住的家，搭完了布景后他觉得走路时地板的声音不对，换了一个房子全部重来。
这些心思和准备，在邓超眼里算不上什么特别的要求，“我就是这么个，爱这个东西有点着魔。”换句话说，如果只做到能力范围内的东西，他不过瘾。“我不喜欢选择保险的事情—保险的事情你能看见天花板，可我就喜欢看不见天花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