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超
自在的意义
邓超现在没有签任何经纪公司，自己是自己的老板，自己办“超剧场”，自己开电影公司，“因为我想要自由的生活，那一点点的自由，也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选角色，是不是所谓大i p作品，是不是所谓众望所归，对他而言都没有影响。他只有一个选择标准：自在。
自在的前提是，他需要有更强的控制力和选择的能力。导演了两部作品之后，积累的经验也让他更有全局观，也更为果断。拍戏时，他刚进入特别感性的部分，突然后勤部门来通知，放饭了，“你必须要停下来，不然饭馊了怎么办？你就像一条八爪鱼，触角要伸到每一个部门，而且要不停解决问题。”这种不断在感性和理性之间穿梭的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纠结，“要控制自己别疯，开始懂得抓大放小。”
尽管如今邓超看起来百无禁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一度恪守一种老派的规矩：身为演员，就应该与观众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信奉那种距离塑造的神秘感对于角色的保护作用。“那时候不太理解，媒体采访要说工作就聊工作，一聊生活就全不回答。”刚开始上微博时，他曾经“很纠结，很纠结” ，除了考量那个时间“顺溜不顺溜”，还要比较排版，“到底是写‘哈哈哈’，还是‘哈哈哈哈哈’更顺眼。”微博抽去了邓超和观众之间的隔阂，直接的对话方式让邓超有些肆无忌惮地“活出真我”，“反而像排毒一样，帮我把一些东西理顺了。”
如今他还是尽可能地把生活和工作分开，生活的部分，全部属于自己。“其实我没有应酬，没有应酬就可以空出许多时间来。”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我不能忍受孩子们起来了我还赖在床上。”有时免不了拍夜戏甚至熬夜，“但我还是会准时起来，送等等上学，陪小花玩。”偶尔，他看着孩子们会不由自主地落泪，“孩子太可爱了，时光太美妙了，我不想错过一分一秒。”
上海著名主持人曹可凡一家和邓超一家是好友，曹可凡也是邓超夫妇结婚的司仪，看着他们从相爱成长为一双儿女的父母。“邓超往往会为了明天陪孩子去哪里玩纠结一整天。我们无所谓，觉得出门就好，他不行，必须要做一个非常周全的安排，不然他会非常不舒服，觉得亏欠了孩子。”邓超只要在上海，每天孩子去幼儿园他都自己接送，“括学校有一些活动，他们夫妻都会去参加。他们都尽可能地推掉商业活动，就是为了陪孩子。”
在曹可凡看来，邓超难得的是在经过名利场的淘洗后，始终还保持着纯真的内心。“许多圈里的人，我都见过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面孔。但邓超和孙俪都只有一张脸，他们在舞台上荧幕上，在公众面前在媒体面前或是在私下面对身边人，都是同一张脸。”
邓超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情，比如做饭。“做一个公司和做饭在我心里一样重要。公司好像有许多需要规划的细节，但做饭一样要考虑买怎样的食材，又怎样烹饪。”他觉得自己明白做一件事情的意义就足够，更无须一直挑剔完成的程度。“你知道你是怎么工作的，跟自己还撒得了谎吗？每个工作都已经拼了命，再觉得不够，简直太变态了。”
让他快乐和满足的，始终是梦想成真。梦想有时是完成一个高难度的角色，比如辛小丰。演完电影《烈日灼心》后他有些幽闭，不是完成了挑战后的虚脱，就是，完成了，要告别了。“离开厦门的时候我整个人是空的，好像一层画皮一样铺在椅子上。你不知道要去哪里，肯定会有这样的一段时期。后来会做有关小丰的梦，碰到《烈日灼心》的工作人员，碰到曹保平导演，喝个两就哭了，就是没办法。”他不会说“走出一个角色”，因为所有这些人都住进了他的心里。“就好像心里有一个个小隔间，没事时会敲敲门，‘小丰，你好。’‘超，坐会儿，聊会儿。’就这样。”
有时是他偷偷听到的肯定。他幻想过自己“超剧场”的演出散场后，二环积水潭桥大雪纷飞，大家看完戏，排着队站在雪地里等车。每个人都红红火火地聊刚才戏里发生的事，“那个笑死了”，“笑得我肚子疼”，说的时候满面红光。邓超远远地看着他们，公交车来了，这群陌生人挤挤攘攘上车，谁也不认识谁，却聊着同一个话题。